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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年王安石︱段子里的家:中国古代笑话中的王安石

类别:夫妻笑话 日期:2022-6-14 18:33:36 人气: 来源:

  胎梦大全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。一千年来,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,他究竟是“一世之伟人”还是招致“靖康之祸”的祸首?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遗产,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?为了厘清上述问题,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特别推出“千年王安石”专题,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、文学、哲学等层面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,以飨读者。

  王安石在历史叙述中的形象,是家和思想家、学者,也是文学家。他领导了熙宁变法,开创了“荆公新学”,作诗注重炼意修辞,古文更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,这种形象常严肃的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家,偏偏在古代的笑话集中频频出现,成为主角,今天能见到的跟王安石有关的笑话大约有几十篇。其中一些非常有名的段落,还在各种笑话集中广为转载。这些故事并不是后人生造的,几乎每一篇都可以在宋人的笔记中找到来源。也就是这些笑话,勾勒出了和正史并不那么一致的王安石的形象。

  笑话集特别青睐那些与“巧对”有关的王安石笑话,这些笑话体现出了他和当时士大夫的机敏的文才。北宋士大夫都有卓越的文学才能,宾主设对、制谜、赋诗之类的语言游戏,是他们在宴席和闲暇中的娱乐,一些有趣的例子会流传下来,记入当时人作的“笔记”中,接着又被宋代和更晚的一些笑话书用作素材。

  王荆公戏作谜语:“画时圆,写时方,冬时短,夏时长。”吉甫解云:“东海有一鱼,无头亦无尾,更除脊梁骨,便是这个谜。”(《遁斋闲览》)

  吉甫是王安石熙宁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吕惠卿的字。王安石的谜底和吕惠卿的谜底都是“日”,妙处在于以谜解谜。

  王荆公尝与客饮,喜摘中语,作禽言令。燕云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久之,无酬者。刘贡父忽曰:“吾摘句取字可乎?”因作鹁鸪令曰:“沽不沽,沽。”坐客皆笑。(《拊掌录》)

  这个故事是王安石在宴会上给宾客们出了一个难题,要摘出经典中那些可以当做鸟叫的拟声(也就是禽言)的句子当做酒令。这需要对于非常熟悉才能做到。更妙的是刘攽还接下了这个酒令。经典虽是遗训,但不妨王安石拿它开开玩笑。这显示出他的学问,也显示出士大夫的风度。

  王荆公常举《书》句语刘季孙曰:念兹在兹,释兹在兹,名言兹在兹。有何可对?季孙应声曰:揭谛揭谛,波罗揭谛,波罗僧揭谛。安石大笑。(《刘季孙》,《古今谭概》谈资部)

  这个笑话里,王安石举出的上联是《尚书》中的句子,刘季孙找出的下联是《心经》最后的咒,都是古人成句。这些故事里面,王安石常常是提出难题的那一方,是相声里的“逗哏”。“逗哏”已经很妙,“捧哏”又时常青出于蓝,在游戏中展示了出众的才学与高雅的趣味,体现了士大夫的风度。

  王和甫守金陵,荆公退居半山。一日遇和甫,公入编户家避之。老姥见公带药笼,告之病。公即给以药。姥酬麻线一缕,语公曰:相公可将归与相婆。荆公笑而受之。(《相婆》,《古今谭概》不韵部)

  这个故事里的王安石已经罢相,这天,王安石带着药笼——宋代的士大夫退居乡里之后,向邻里施药是他们喜欢从事的慈善事业之一,可能是采药回来,也可能是在附近施药——上遇到了正担任金陵太守的弟弟王安礼(字和甫)。王安石为了回避他,躲入平民家,顺便就向这户人家里生病的老婆婆施了药。老婆婆用一缕麻线作为,说“相公可将归与相婆”。“相婆”是老婆婆不知该如何称呼王安石的妻子而根据“相公”出来的词语。王安石没有因为老婆婆用错了词而纠正她,反而笑着接受了麻线。这营造出了一个即使在野,仍然不失亲民风度的士大夫形象。

  从这些笑话里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有文才,又有风度的活泼泼的王安石,这已经近似于士大夫的理想的人格。但是在另一类笑话中,王安石的形象就没有那么完美了。

  《字说》是王安石编写的一部解释汉字的书,今天已经见不到它的全貌,但曾经非常流行。这是因为在王安石执政以后,“新学”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,《字说》也就成了天下士子必读书。从王安石自己为《字说》作的序文里可以知道,他常重视他的《字说》的,还将这本书当做对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做的补充。南宋大诗人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,过去《字说》是一门“显学”,衍生出了《字说解》《字说音训》《字说偏旁音释》《字说备检》《字会》等著作,只是“近时此学既废”——到南宋初期,《字说》之学已经完全衰落了。

  就是这样一部昙花一现的《字说》,却在王安石笑话里成为流行话题。这些笑话中,《字说》是当时士大夫与王安石开玩笑的谈资。以下两则笑话出自笑话书《调谑篇》,这是一部苏东坡笑话集:

  东坡闻荆公《字说》新成,戏曰:“以竹鞭马为笃,不知以竹鞭犬,有何可笑?”公又问曰:“鸠字从九从鸟,亦有乎?”坡云:“《诗》曰:‘鸠在桑,其子七兮。’和爹和娘,恰是九个。”公欣然而听,久之,始悟其谑也。

  前一则释“鸠”的故事还见于宋记《高斋漫录》,后一则见于笔记《鹤林玉露》,都是苏东坡借用王安石对汉字的解释方式,与王安石开玩笑。关于笑话的内容需要额外说明的是,上竹下犬是笑字的异体字,今天不太常见。因为关乎苏东坡和王安石两位宋代“红人”,这两则故事被后世笑话书广为。

  石甫学士尝戏荆公云:“鹿之行速于牛,牛之体壮于鹿,盖以三鹿为犇,三牛为麤,而其字文相反,何耶?”公笑而不答。(《三鹿为犇》,《遁斋闲览》谐谑篇)

  犇即奔字的异体,麤即粗字的异体。这一则是用王安石《字说》中解释汉字的方式反问他该如何解释犇、麤二字意思与字形无法相合的问题。这位“石甫学士”是王介,是王安石的朋友,观点又与王安石有所不同,这种反差导致他也成为王安石笑话中经常出现的人物。

  这则关于犇、麤的段子,在宋记中记载很多,但主角不都是王介。《渑水燕谈录》将它算作刘敞的发现,《后山谈丛》《邵氏闻见后录》都说是刘攽的发明,《桯史》则将之归在苏东坡头上。明代笑话书《山中一夕话》采用了《桯史》中的说法,而《古今谭概》采用了《后山谈丛》和《邵氏闻见后录》中的说法。

  上述这些笑话,在冯梦龙编辑的《古今谭概》里,这些笑话被并为一则,统称为《字说》,但那些好笑的例子,可能是他人的发现,不是王安石的原文。但这些例子是用《字说》的理推演出来的,借此说明《字说》中一些解读汉字的方式非常不可靠,尤其是了 “六书”的原则,将很多形声字都当做会意字来理解,有望文生义的嫌疑。

 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:“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,是如何?”安道云:“贤只消去看《字说》。”文潜云:“《字说》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处。”安道云:“若然,则足下也有七八分不解事矣。”文潜大笑。(《拊掌录》)

  这一条中可以看见当时士大夫对《字说》的较为直接的。除了《字说》,后世笑话书中还收录了不少当时人对于王安石的知识和文学上的,例如下面两个笑话:

  王安石向苏东坡言:“扬子云大贤,其仕王莽,校书投阁之事,必后人所诬枉,《剧秦美新》,亦好事者所为。”东坡说:“正是,我也有些疑心,只怕汉朝原没个扬子云。”赞曰:世之好辩者,说的天方地圆,无有了期,东坡犹是戏言。有说文中子隋朝无此人者,使中,恐宋朝亦没个王安石也。(《笑赞》)

  梁王籍诗云: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王荆公改用其句曰:一鸟不鸣山更幽。山谷笑曰:此点金成铁手也。(《点金成铁》,《古今谭概》部)

  在前一则故事中,王安石对苏东坡谈论杨雄,表示以杨雄的才能,不该晚节不保投靠王莽,恐怕这些事情都是之作。这表现出王安石大胆质疑,不满足于成说的个性。但是他的假设太大胆,缺少依据。苏东坡没有直接反驳他,而是使用了归谬法,直接丢出了一个“杨雄否”的——说不定杨雄也不存在呢?用这种方式,苏东坡暗示出他自己的观点:怀疑应当以合理的依据为基础,否则不论怎样怀疑,都是可以的了。这则故事写出了王安石的大胆,也写出了苏东坡的幽默。

  在这些对王安石的学问和文学略有调侃的笑话里,苏东坡似乎总是王安石的冤家对头。有的故事里,另一位主角可能并不是苏东坡,可是流传着流传着,就又变成了苏东坡了——人们喜欢看苏东坡抬王安石的杠。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两人在学术和文学上具有相当的地位,还因为两人在上处于对立的立场。

  关于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和新党,有一些意见和立场更为直接的笑话。苏东坡也在里面偶尔闪现。但苏东坡是否真的因为的原因对王安石个人表现出,这其实颇有值得推敲的地方。

  东坡一日会客,坐客举令欲以两卦名证一故事。一人云:孟尝门下三千客,大有同人。一人云:光武兵渡滹沱河,既济未济。一人云:刘宽婢羮污朝衣,家人小过。东坡云:牛僧孺父子犯罪,先斩小畜,后斩大畜。盖指荆公父子也。(《山中一夕话》)

  这个卦名令,见载于宋代《酒谱》。用两个卦名来概述一个历史事件——也就是“故事”。酒令中的“大有”“同人”“既济”“未济”“家人”“小过”“大畜”“小畜”都是《易经》中的卦名。前面的笑话里,苏东坡通常会和王安石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,气氛轻松愉快,但这一则里,言辞与情绪都非常激烈。这件事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源头,是宋代一部已经散佚的笔记《唾玉集》。但是,以苏东坡的气度,即使与王安石不同,也不像是一个会随便王安石被斩首的人。更关键的是,历史上的牛僧孺并没有被斩,如果这样行酒令,就不符合“故事”的要求了。所以即便真有此事,酒令中的“先斩”“后斩”也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窜入的。至于用牛僧孺父子来比附王安石父子,更可能是事件记录者自己的添油加醋——唐代的牛僧孺也是一名家,其身份角色确实与王安石有一些相似性。

  因为这则笑话事实上损害了苏东坡的形象,导致前人也有不少认为这则事迹是不可信的。如王世贞编次《调谑编》,记述苏轼妙语,就未收录此条。明沈长卿《沈氏日旦》卷三引述了这则笑话,之后说:“……盖因牛字起见也。而说者附会苏为荆公父子而发,倘荆公闻之,岂不切齿?……仇隙,皆恶口造言者所巧构也。”推断此则必为好事者而成。清刘廷玑《在园》卷三谈论此令,也说“太露”。笔记小说借东坡之名而写作、托东坡之事而流传的极多。这条笑话在明代以后的笑话集里很少出现,恐怕不仅因为它可信度不高,也和其中“先斩大畜,后斩小畜”的刻薄言论难以为读者接受有关。

  不过,王安石毕竟是在北宋引起了风云的人物,因此,流传的笑话里,还是有不少针对他的新法和新党的,比如下面这些:

  程师孟尝请于王介甫曰:公文章命世,某幸与公同时,愿得公为墓志,庶传不朽;惟公矜许。王问:先正何官?程曰:非也,某恐不得常侍左右,欲预求墓志,俟死而刻之也。又王雱死,有张安国被发借草,哭于柩前曰:“公不幸未有子,今郡君妊娠,某愿死托生为公嗣。”京师嘲曰:“程师孟生求速死,张安国死愿托生。”(《山中一夕话》)

  王荆公为相,每生日,朝士献诗为寿。光禄卿巩申不闲书,以大笼贮雀鸽,搢笏开笼,毎一鸽一雀,叩齿祝之曰:愿相公一百二十岁。时有边塞之主妻病,而虞侯割股以献者,时嘲之曰:虞侯为夫人割股,大卿与丞相放生。(《割股放生》,《古今谭概》容悦部)

  这两则都是当时人阿谀奉承王安石的。前一则程、张事见载于《涑水记闻》,《割股放生》的故事本自《东轩》。从《宋史》中程师孟的传记看来,他并不是没有治理的才能,似乎不该逢迎拍马到这种地步。但是司马光记录说这件事是从苏兖处听说,可能当时确有这样的传闻。

  王荆公初参政,视庙堂如无人,一旦行新法,怒目诸公曰:此辈坐不读书耳。赵清简公同参知政事,独折之曰:君言失矣。如皋、夔、稷、契之时,有何书可读?公默然。(《不读书》,《古今谭概》塞语部)

  王介甫为相,大讲天下水利。一人献策曰:决梁山湖八百里水以为田,其利大矣。介甫喜甚,沉思曰:策固善,决水何地可容?刘贡父适在坐,徐曰: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湖则可容矣。介甫笑而止。(《贡父戏嘲决湖》,《山中一夕话》)

  王荆公罢相,出镇金陵。时飞蝗自北而南,江东诸郡皆有之。百官饯王于城外,刘贡父后至,追之不及,见其行榻上有一书屏,因书一绝以寄之云:青苗助役两妨农,天下嗷嗷怨相公。惟有蝗虫偏感德,又随车骑过江东。(《蝗虫感德》,《古今谭概》微词部)

  这些段子都可以找到宋代的文献出处。《不读书》出自《邵氏闻见后录》,《贡父戏嘲决湖》出自《涑水纪闻》,《蝗虫感德》出自《诗林广记》。这些故事在明代的流行,意味着在明代一般士人中间,对王安石新法的评价普遍是不高的。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受到了非常多士大夫的反对,但是他始终将新法推行下去,这就导致认为王安石的性情中有执拗和不肯变通的一面,因此王安石笑话也经常强调他偏狭的性格,例如下面这一则:

  荆公宅乃谢安所居地,有谢公墩。公赋诗曰:我名公姓偶相同,我宅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,不应墩姓尚随公。人谓与争地界。荆公在朝,日与人争新法,既罢争墩,亦其性也。(《古今谭概》部)

  事迹见于《萍洲可谈》。这一则故事渲染了王安石不肯让步的个性。钱锺书《谈艺录》中提到王安石作诗喜欢模袭前人成句,标新立异(前文已举王安石故意从“鸟鸣山更幽”翻出“一鸟不鸣山更幽”,反而导致“点金成铁”,就是一个典型例子)时评论说:“公在朝争法,在野争墩,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,占尽新词妙句,不惜挪移采折”。所谓“在野争墩”就是此事。《通言》中有小说《拗相公饮恨半山堂》,也是根据这种形象敷演而成。

  王安石雕塑王安石身后,新旧党争也没有停止,崇宁年间再次推崇新法,这又导致明代的笑话书有了新的素材:初,崇宁既建辟雍,诏以荆公封舒王,配享宣圣庙。肇创坐像未几,其壻蔡卞方烜赫用事,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上。优人尝因对御戏为孔子正坐,顔孟与安石侍侧。孔子命之坐,安石揖孟子居上,孟辞曰:天下达尊,爵居其一。轲仅公爵,相公贵王,何必谦光如此。遂揖顔子。顔曰:回也陋巷匹夫,平生无分毫事业,公为名世真儒,位貌有间,辞之过矣。安石遂处其上,夫子不能安席,亦逊位。安石惶惧,拱手云不敢。往复未决,子在外,愤愤不能堪,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。公冶为窘迫之状,谢曰:长何罪?乃责数之曰:汝全不救护丈人,看取别人家女壻。其意以讥卞也。(《安石配享》,《古今谭概》微词部)

  笑话讲了这样一个事件:王安石过世十数年后,在崇宁年间得以配享孔庙,王安石的女婿蔡卞请求将王安石的列在孟子之上,这引起了当时戏曲演员的。戏曲演员假扮了一出孔庙里的“让位大战”:孟子、颜回纷纷谦让于王安石,最后连孔子都打算让位,这让子看不下去了,拖着公冶长就往外走,公冶长:你当了夫子的女婿,怎么就不如王安石的女婿有本事呢?

  关于王安石配享孔庙争议,在南宋时已经有不少记载。这则笑话的文本,大致与南宋洪迈《夷坚支志》的记载相同,洪迈说因为这出戏,蔡卞的主张最后没能实行。但岳珂《桯史》认为该说法在细节上有误,当时王安石的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孟子。《黄氏日抄》则更进一步,说蔡卞试图让王安石超越颜子,乃至取代孔子。可见王安石配享孔庙一事,在他身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,这则笑话就是争议的余波。

  这些关于新法的笑话里,直接王安石的很少,故事里丑陋得可笑的形象大都不是王安石,而是王安石的者。王安石个人的形象虽然执拗,但算不上。这种对于王安石的看法,在北宋时期就已经确定。学者程颢认为“介甫性狠愎,众人以为不可,则执之益坚,君子既去,所用皆,预为刻薄,故害天下益深。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,俟其势缓,委曲平章,尚有听之之理,使无隙以乘,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”(《邵氏闻见录》卷十五),这是说王安石执拗的个性,导致他被“”包围了,的行事风格刻薄偏激,新法的偏差就无法得到合理的纠正,对社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。当时的多认为程颢此言常公允客观的看法。

  荆公、禹玉,熙宁中同在相府。一日,同侍朝,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,直缘其须,上顾之而笑,公不自知也。朝退,禹玉指以告公,公命从者去之。禹玉曰:“未可轻去,辄献一言,以颂虱之功。”公曰:“如何?”禹玉笑而应曰:“屡游相须,曾经御览。”荆公亦为之解颐。(《颂虱》,《遁斋闲览》谐谑篇)

  荆公夫人吴,性好洁,与公不合。公自江宁乞归,私第有一官藤床,吴假用未还,来索,左右莫敢言。公跣而登床,偃仰良久,吴望见,即命送还。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,裂绮将成,忽有猫卧其旁。夫人将衣置浴室下,任其,终不与人。荆公终日不梳洗,虮虱满衣,当是月老错配。(《洁疾》,《古今谭概》怪诞部)

  王介甫面黄黑,问医,医曰:“此垢污,非疾也。”进澡豆,令王洗之,王曰:“天生黑于予,澡豆其如予何?”(《面黑》,《古今谭概》委蜕部)

  以上三则笑话,以第一则在后来的笑话书中被引用最多,流传最广,《遁斋闲览》谐谑篇、《山中一夕话》、《雪涛谐史》、《古今谭概》和《遣愁集》都了类似的内容。它还化为事典,被用在诗作里。南宋诗人刘克庄有一咏虱诗云:“嘴利锋芒毒,形微胆智麤。近缘司谏领,游戏相君须。”怕这个典故别人看不懂,还加了注说:“‘屡游相须’用荆公事。”用来写诗的工具书《韵府群玉》里有“绿须虱”条目,《韵府拾遗》有“颂虱”条目,也都是这个典故。这则笑话里,王禹玉用一句话解开了王安石的尴尬,笑话里暗含着对机智与豁达的赞赏,表现出了士大夫们不拘小节的风度。在这一则故事里,王安石虽然卫生习惯堪忧,形象基本还是正面的。

  第二则笑话则是侧重于士大夫的家事,展示了王安石夫妻间的生活场景。故事的主角是王安石的那位“相婆”,动作神态的描写都生动形象,富有喜剧色彩,更不用说里面还有一只惹恼了“相婆”的萌猫,实在没有不引人一笑的道理。

  第三则笑话这个故事,在《东轩》里的版本是吕惠卿说用芫荽(香菜)洗脸可以去黑,王安石说“天生黑于予,芫荽其如予何”——今天的美容小则会说香菜含有感光素,大量食用会使人容易变黑,倘若如此,则幸好荆公没有听吕惠卿的话。这则笑话除了表现王安石的不爱干净之外,也突出了他的执拗。王安石在这里说的话戏仿自《论语》“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”,又似乎暗示王安石的期许是成为孔子一样的人物。

  关于王安石,之所以会有个人卫生习惯较差的印象,一方面是因为宋人的笔记里,确实有不少关于王安石卫生习惯的记载,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《辨奸论》这篇古文名篇,塑造了一个“衣臣虏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丧面而谈《诗》、《书》”的“反派”形象,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而作的。在信息不甚发达的古代,可以想见,很多人会因为读了《辨奸论》而好奇王安石是否真的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。在这种好奇的下,关于王安石卫生习惯的种种笑话大行其道,变得有声有色,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  士林笑话里的王安石总是与他的生涯难分难解,此是有关王安石的笑话的一大特色。这些笑话的故事在宋代的大多记载于笔记中,后来的各种记载里有相同的地方,也有笔记作者自己的“发明”。故事每被“转发”一次,都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,代表了笔记作者自己的意见。这导致不同的记载,对于同一个故事,会作出大相径庭的阐释。

  例如巩申为王安石放生祝寿的故事,前人就有不同的解释。比较早的《东轩》直接说巩申是个“佞而好进”“趋附不已”的人。但是到了明代,这个故事作为笑话收入《古今谭概》时,多了一段冯梦龙的评论,认为巩申这是在规劝、王安石,暗示他“作业太重,多多放生,或致冥祐”。可能是担心这么断言,力不够,冯梦龙就又举例子说:“唐大理正成敬奇视姚崇疾,置生雀数头,一一手执而放之曰:愿令公速愈。姚相恶之。”认为巩申是在模仿唐人,王安石。虽然冯梦龙也认为王安石的作为不可取,但经他的解释,巩申的动机竟然就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,从变成了君子,从佞臣变成了。其实依照《东轩》里的记载,当时连贩夫都在王安石宅邸放生,作为追捧。将巩申的行为解释为故意效仿成敬奇,可能是不成立的。

  再如《三鹿为犇》的故事,《遁斋闲览》中说这个现象是王介发现的,而我们知道王介是可以与王安石相互嘲戏的朋友,这无伤大雅。在《后山谈丛》里,这个笑话就出自那个传说经常当王安石面新法的刘攽之口,多了针砭时弊的意思,刘攽说“宜三牛为麤,三鹿为犇,苟难于遽改,令各权发遣”,《后山谈丛》解释说,这个“权发遣”,就是当时新党为了推行新法,往往越级用人,资历浅的新人也可以占据重要。越级用人,在宋代的任命里就称为“权发遣”。经这么一解释,幽默就变成了。

  “王荆公在熙宁中作《字说》,行之天下。东坡在馆,一日因见而及之曰:‘丞相赜微窅,穷制作,某不敢知,独恐每每牵附,学者承风,有不胜其凿者。姑以犇、麤二字言之,牛之体壮于鹿,鹿之行速于牛,今积三为字,而某义皆反之,何也?荆公无以答,迄不为变。党伐之论于是浸开,黄冈之贬,盖不特坐诗祸也。”

  明代《山中一夕话》摘录的笑话就是这个版本。这个版本认为,苏东坡用“犇”“麤”两字为难王安石,导致了王安石对苏东坡有了怨怼,后来被贬也与此事有关。然而,考虑到王安石执政时期,曾经对导致乌台诗案的《钱塘集》视若无睹,所谓王安石和苏轼的私人恩怨,可能只是外人臆想。加上对王安石的评价,在南宋经历了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,《桯史》中的记载恐怕不是事实。

  笑话书的编写者,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王安石笑话素材,要归功于宋人有意识的笔记写作,使得大量的朝野趣闻在笔记中得以保存。这既和宋朝兴盛的士林文化有关,也和宋人的“笑话意识”分不开。《群居解颐》、《善谑集》、《开颜录》、《绝倒录》、《漫笑录》、《谐史》、《拊掌录》这些专门笑话集都涌现于宋。还有一些文集语录为笑话特别设立篇目,范正敏《遁斋闲览》中的《谐噱》篇,以及罗烨《醉翁谈录》中的《嘲戏绮语》篇就属于这种情形。这些笑话集因为明代《说郛》的再次转载,保留了下来。除此之外,还有《氏笑林》、《戏语集说》、《滑稽集》、《林下笑谈》、《悦神集》、《谈谐录》等,大都散佚,仅见于著录。

  对这些趣闻的“转发”,必然会导致故事在流传中发生一些变化,尤其是那些与有关的笑话。但是,这些“转发”也促进了故事的保存。倘若不是因为古人保存这些趣闻的热情,这许多朝野趣闻或许就会散佚得不见踪影。随着时过境迁,笑话的意义变得不再重要,更能打动人的,还是故事里那些闪烁着学识和机智的的言辞记录,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形象。王安石有诗赞孟子,云: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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